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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改革的成败

一、引言: 是非荣辱集于一身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1

“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 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 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 “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口交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

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二、临危受命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 万两,而支出达到400 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

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6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 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 。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成功之道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 非耶? 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 “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13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15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 “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 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18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19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20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风水再好,也不见朽木再生,枯骨复华的,哪能长保后代的富贵? 又说:“葬者,藏也。”就是避免尸身外露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在《杂著》中又进一步说明,人畜死于雷击,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并非符咒。张居正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迷信说教,也表现出对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由此可见,张居正改革是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统,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21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四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22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 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23

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24,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25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进。

但是,反对派并不轻易消声匿迹,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26,“背公议而殉私情”27,“亲死而不奔”是“禽彘”28,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29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 “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 ”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30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自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按朝廷的旧规矩,京师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有人却放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31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招致非议,其中是否有弊,史无明证,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传,至今也未弄清楚。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32,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33,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34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35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 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象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新政因而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耐,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又复苏的新局面。

五 、祸发萧墙

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身后隐伏的危机,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废除新政,首先从放松驰驿的限制开始,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36

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 “身后一败涂地”。

为什么苦心经营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毫无招架之力,从客观上说有两个原因:

(一)、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张居正的威势是因为代行皇帝的权力,反对派不足与之抗衡,但这只是为时不久的特殊条件。新政初期,神宗是个不甚解事的少年,张居正是他的老师,处处听从张的指点,对改革自无二议。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已成长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至上的皇权刺激他无限膨胀享受一切的欲望,对张居正规劝戒游宴,节赏赐,却珍玩和勤读书的说教已有所不满,这一裂隙早就被反对派窥视在心。帝权和相权本是一组相依相克的矛盾,权高振主,遭到皇帝的忌恨,往往成为宰相的悲剧,张居正也不例外。在皇帝年幼时可以忍受的,到成年却成为削夺相权的口实。张居正暴病身亡后,反对派的发难首先得到皇帝的支持,落井下石的,乘机报复的,群起而攻之,祸延所有支持改革的官员,不到一年改革派被清洗殆尽。

十年新政,毁于一旦,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执政者面临社会危机的时候,苦于谋求出路,保全统治地位,可能同意或支持改革,从而约束自己的贪欲,一朝改革初见成效,危机解除,贪婪的阶级本性又促使他们摆脱改革所带来的节制,进而废除改革。在皇帝一言定法或废法的时代,政以人举也必将以人亡。成于斯者败于斯,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政治变迁和社会改革的普遍现象。作为改革家的个人命运与新政连为一体,往往以喜剧开场而以悲剧而告终。虽然他们鞠躬尽卒为王朝解除危机,但终将成为王朝统治的牺牲品,这几乎是地主阶级改革家难以逃脱的命运,商鞅车裂,王安石郁郁而终,张居正也不例外,重蹈了他们的覆辙。

(二)、改革思想的局限是致祸之由

张居正以近民便俗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37高度赞扬“政必法祖”38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固然,皇帝年幼,首辅出身的门第不高,需要借助祖先亡灵来稳定统治,这是不得已的方式。但是寓革新于法祖这种思想模式的出现,并不决定于改革家的个人品格,而是隐藏在这思想后面阶级关系的制约。16世纪的地主阶级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的历程,使得统治阶级的眼光愈来愈趋向保守,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凋零的现实给了他今不如昔的教训,国初的兴盛局面又常常令他心醉神往。“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39其后“法之不行,人不力也。”40他把明初的法制看得尽善尽美,只是由于不肖子孙违背祖制,才逐渐败落。所以他努力的目标是“守成业而致盛治”41,“日取祖宗之法修饬而振举之”42。这就是按照旧规章,绘制新蓝图。所以“法祖”对他而言又不仅是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理想。“寓法祖于革新”的思想较之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气魄,革新精神大为逊色。这种守成的社会理想,前进而又怀旧的精神状态,使他袭用进取不足的旗号,致使他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没有鲜明的旗帜,甚至给对立面提供口实,御史刘台就此责难改革说:“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以祖宗法正之。”43洋洋洒洒反对新政,用的就是法祖的名义,这就在实践上增加了改革的阻力。

打击不法权贵是新政致力最多的重头问题,其出发点是为了“严治为善爱”,告诫他们“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长保爵禄。”44贯彻封建法制,打击不法权贵,是为了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也是为了保全权贵们永远的荣华富贵。改革体现的是以朝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其中也包含权贵的利益。这种性质决定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争,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两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缓解。随着地主阶级的日趋保守,能够体恤王朝整体利益的社会力量愈来愈加单薄,即使地主阶级中最有为的政治家,其革新精神也相应地减弱,所以改革是触动不深的社会改良运动。这也决定了改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强,往往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以清丈土地为例,补税的范围只限于自置田地中非法占有的部分,对大批钦赐的田地,不纳粮税的不在清丈之列。凡是清出的土地,一经交税,就可以合法所有,这虽然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却不能解决土地高度集中的弊病。清丈也不彻底,欺隐舞弊的弊端,犹如鼠穴,此塞彼通,难以堵绝。所以《野获编》说: “励精之始,力杜*门,以后又渐滥觞。”

权贵的不法行为经营日久,盘根错节,对他们打击而又虎头蛇尾,不能真正铲除,只会刺激他们的不满和仇恨,以致贻留后患,一朝反扑,反遭其害。张居正身后罹难一大罪状就是“假丈量遮饰,骚动海内。”他的一番苦心招来的却是残酷无情的打击,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六、末世英雄的悲歌

作为一个改革家,张居正不愧有杰出的才干和坚强毅力。他治学,人谓: “最称严核”45;他治家,人谓:“教子极严”46;他治国,人谓:“有才有识,故能担荷宇宙,勿徒以权臣相拟。”47风云际会中形成他刚毅、深沉、傲然、机警的品格,在改革中充分展示了他卓而不群的风采。然而,他骄横、专断、偏狭,喜奢华,且好听阿谀奉承之词,致使他用人选才失误,加速新政的破灭,是改革失败的主观因素。

张居正生前起用了一批得力的改革派,其善用文官武将的佳誉已经载入史册。但他在用人方面唯一也是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及时物色一个能肩担重任的后继者。他并非是没有深谋远虑之人,但他从没有想到由于他威权独揽,气势夺人,以至没有第二个能孚众望的继承人取代他的声威。刚愎自用,偏听偏信,使他自蔽视听,不能客观地考察人选。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当58岁精力犹旺之时,一场宿疾痔疮的复发,三个月即告病危。弥留之际,匆促接受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保举原礼部尚书潘晟入阁,潘本是平庸之辈,还未上任即遭弹劾而辞职,继任者是一向受到张居正垂青的张四维,此人家资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可他攀附权势,曲意奉承,“岁时馈问居正不绝”48,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一朝大权在握立即转向,起用一批被张罢职的官员。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的李植,就出自他的门下,废除乘驿之禁也是他的授意。继任的申时行也是张居正的助手,他以一手漂亮的文字博得张居正的欢心,于万历六年入阁,协理政务。但他的为人正如明末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评价:“柔而多欲”49,是个貌似宽厚,实则利欲薰心的伪君子。张四维回乡奔丧,他继任首辅后,拟旨宣布张居正“诬蔑亲藩”、“专权乱政”、“谋国不忠”50等几大罪状,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他主政期间一切新政全都报废。如果没有这样的两面派和伪君子窃居要职,推波助澜,新政尚可延续时日。张居正英明一世,却毁于偏好奉迎,没有洞察埋伏在身边的异己分子,以致祸发萧墙,遭此败北。

张居正熟读经书史籍,对历代改革家的厄运并非无动于衷,明人史书记载说,他晚年“亦自知身后必不保”51,但他仍然矢志不移推行改革,一再嘱告下属: “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52充分表现出他的坚强意志和自我献身的精神。虽然他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驾驭群臣有使“百僚皆惕息”53的威势,但他无法变更改革蕴有的脆弱性质。这是时代和阶级注定的局限,不以他个人刚强性格为转移地呈现在新政之中。

可以说,张居正的失败也是他的成功招致的必然结果,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改革家很难幸免的悲剧。他以一农家子弟,登上宰相的宝座,推行皇亲贵戚难以容纳的新政,自是困难重重,他也不是没有沮丧的时候,在遭受困扰时,他仰天长叹: “奈何积习成风,因循难振”54,种种努力无异是“顾涓流徒烦于注海,而寸石何望于补天。”55自述“仆以孤焰,耿耿于迅飚之中”56。一个威权盛极一时的最大当权派,力图推进一些改良,其处境竟然像是狂风中的孤焰,摇摇欲灭。明知改革如涓流入海,寸石补天一样无改于发展的颓势,但他一如既往,不改初衷,即如孤焰置于风口,也要以那微弱的光芒照亮王朝复苏的通途。这就是一个地主阶级英雄人物的自白,也是一个末世英雄的悲歌。

张居正不惜摩顶放踵为之点燃的革新之火,为衰败的王朝赢得一度光华。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57,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迥光,并不能招还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灭了。

在他身后迄于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力挽狂澜。这表明地主阶级当权派再也无能医治封建社会的痼疾,即便是有识者也不过尾随张居正的后尘,梦想“循居正成规”58,要求各衙门按照万历十年前的规章行事,作一东施效颦。当初大骂张居正是禽兽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竟然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古老的帝国大厦终于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分崩离析了。

历史就是这样令人悲欢啼笑,当年诽谤新政的又何尝料到日暮途穷时梦想追回改革的盛景而又时不再来呢? 唯有一代勇士燃起的点点星火,长留中华民族的星空。历史嘲讽的不是张居正改革,而是断送改革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这是公正的。